（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辛亥革命（1）的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了。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一八四○ 年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2）开始的，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达一百○九年。正如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的，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一百○九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3）为止的前八十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一九四九年为止的后三十年，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一辈的中国人，是亲自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这两个时期的，并且接着又亲自经历了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辛亥革命同以前的各次革命比起来，是更完全的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发展。这次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的结果，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宣布成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次革命引起了全国的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涨，为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打开了道路。但这次革命远远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谓中华民国很快就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代替清朝封建统治而起的，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4）的反动统治，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回忆辛亥革命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这次革命的光荣传统，吸取它的宝贵的历史教训，在今天还是有重大意义的。
　　辛亥革命是经过了长期酝酿而发生的一次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力、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5）。辛亥革命的公认的领袖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十九世纪末，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中间，出现了两个派别，这就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6）的失败，使幻想清朝政府可以实行某些改良的维新派破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九○五年，同盟会（7）成立。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时提出了包括“创立民国，平均地权”（8）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朝的统治来“创立民国”，这在当时，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的。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会员们很快地就分头回国到各地去组织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就我当时在那里上学的云南省来说，法国那时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9）已达到昆明，并且掠夺了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国也伺机侵掠我国边疆的片马（10）等地。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省的加紧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云南人民更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敌”的迫切，于是积极起来反抗。一九○六年，云南同盟会会员创办了《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一时以昆明、腾越（11）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动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
　　孙中山先生当时很重视军队工作，注意在敌人军队中开展工作，这对辛亥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一九○八年，孙中山派黄兴（12）到云南河口发动起义（13），不幸失败。接着同盟会员杨秋帆（14）等又在永昌举行起义（15），结果也没有成功。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的影响却在云南日益扩展起来。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云南陆军讲武堂，原来是一九○九年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为了培养清朝政府的军事人才办起来的。同年冬，云贵总督李经羲到昆明上任，把新军（16）第十九镇（17）的随营学堂也并入了讲武堂。当时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的。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那时，蔡锷（18）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担任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19）。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一九一一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一百人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他们就在士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我当时被派到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标统（20）是罗佩金，管带（21）是刘存厚。新军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就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士兵中撒播开来。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这给了云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也在士兵中间加紧了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衙门内外修筑防御工事，并下令捕捉革命党人，第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也被撤换。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但是就在担任守卫的队伍中，也潜伏着革命力量。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被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这时，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十月三十日（旧历九月九日）在昆明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当夜由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外北校场发动，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校场巫家坝发动。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以及李经羲的卫队，也都响应起义。我所在的那个标，就是第七十四标。还在举行起义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员因为害怕新军暴动，就停止给士兵发子弹。我们是借用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暗地里准备了四五发子弹的。原来预定夜间十一点钟发动，可是还不到九点，北校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正在忙乱中的时候，蔡锷将军在南校场出现了。部队的秩序很快恢复了。这时，李经羲也听到了起义的枪声，他象在梦中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将军放下电话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发的部队前面，严肃地宣布云南起义了。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很快出发攻打城门，我当时被指定为队官（连长）。住在我们附近的炮兵第十九标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标参加了起义。当我们向昆明城进攻时，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马标不但没有阻挡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十二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占领所有的城门。接着，我就参加了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因为卫队营和我们有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经奉命在卫队营中间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军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仓皇逃走。城内敌军的另外两个据点——五华山和军械局，也在三十一日被先后攻克，第十九镇统制（22）钟麟同被击毙。不久，大理、临安（23）等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十一月一日，成立了云南军政府。云南起义以后，清朝政府正布置向革命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24）率领的清军就进入了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入川。旧历九月间，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我在援川军中仍担任队官。援川军分为两路，一路经昭通，向叙府（25）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我们这一路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26），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转向自流井（27）进击，自流井驻有原属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28）驻有端方的一个标。自流井的部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正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军政府（29）成立，我们也就回到云南。
　　当时云南是很穷困的一个省份，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有钱发饷。当时，就连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还没有觉悟到：要彻底根绝帝制，废除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废除封建的经济制度及实行土地改革。蔡锷也不例外。那时他仅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已经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得到外国侵略者全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30），一面从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自己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让给他，以便实现所谓南北之间的“和平”。所谓的“南北议和”（31）按照袁世凯的条件完成了，辛亥革命也就失败了。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在主观方面，即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依附于同盟会的“反满”的汉族地主分子，很快就接受了反革命方面的议和条件，迫使孙中山先生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结果是，宋教仁（32）遭到了袁世凯的杀害，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国民党遭到禁止，议会遭到解散。在这以后，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靠山的袁世凯，干脆宣布恢复帝制，把，“民国”这块招牌扔掉了。
　　在这前后，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企图挽救革命失败的讨袁战争（33）、护国战争（34）和护法战争（35）。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伐袁世凯，李烈钧（36） 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其他一些省份也有响应的表示。但是，由于革命力量缺乏坚强的团结，又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结果讨袁战争陷于失败了。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37），接着又于同年十二月宣布做皇帝。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积蓄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这时，唐继尧（38）迫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并由蔡锷、罗佩金、李烈钧、何国钧等领导组成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是蔡锷，参谋长是罗佩金。当时确定的任务是北出四川，然后进攻武汉。第二军总司令是李烈钓，参谋长是何国钧，任务是出两广，然后相机进取湘赣，得手以后与第一军会师武汉。第一军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我担任第三支队长，随护国军进入四川。由于护国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战斗力也比较强。第一军入川不过六千人，与北洋军阀曹锟（39）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由于蔡锷将军的首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接着就病死了。但是在打倒袁世凯以后，反袁的联合战线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而且革命党内部也呈现了分裂状态。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军阀，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国贼而奠国基”（40）这些话，根本丢到脑后。因此，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凯，在中国继续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统治。
　　继袁世凯而起的北洋军阀段祺瑞（41），继承袁世凯的衣钵，继续卖国独裁，破坏临时约法（42）。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一七年号召护法，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43）。这时云南、四川的队伍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但是由于唐继尧等人排斥孙中山先生和进行分裂活动，以致护法运动没有成功。后来又因为唐继尧想当“云南王”，并且企图控制川、黔，引起川、黔方面的不满。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地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而最根本的失败原因，则是当时的革命运动，没有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作支柱。
　　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完全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所以行不通，就因为当时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而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几次企图挽救革命的斗争，主要是被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军阀们打败的。正如列宁所教导的，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要取得真正的自由，没有一系列的革命就不能实现。很明显，要战胜帝国主义，就非深刻地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持久的革命斗争不可。这样的领导责任，是资产阶级所决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个领导责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毛泽东同志说：除了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又说：“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44）
　　由于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5）。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所作的一个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我自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我当时担任云南军队的旅长驻防在四川。如同前面所说，当时由于四川军队和云南军队之间的矛盾，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
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到了一九二一年滇军回滇时，我就在这年的八月离开了军队。第二年，罗佩金被唐继尧杀害，我从四川到了上海，准备到俄国或者德国去学习。在上海，我会见了景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不久，我就动身到德国去了。我在德国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并且这时又在党的指示下重新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活动。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之下也吸取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勇敢地走上了同共产党、同工农、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的道路。孙中山先生真不愧为一个卓越的不屈不挠的不断进步的革命家。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许多仍然忠于革命事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的人们，采取了同共产党和人民合作的正确立场，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人民的可贵的朋友。
　　辛亥革命英雄们的事业已经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完成孙中山先生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新中国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飞跃前进。我们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道进行保卫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让我们用新的胜利，来纪念为人民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英雄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