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

　　我们今天开会，是要大家动手来编写红一军团（1）的历史。为什么要编写这个历史呢？因为我们快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了，需要从历史上来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一军团是红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斗争中，对革命起了作用。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又训练与培养了大批干部。我们红一军团的历史是光荣的。
　　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改组（3），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4）同志成立独立团（5），附属在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内训练。北伐时，该团约有两千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6）、周士第（7）、陈毅（8）、聂鹤亭（9）、肖克（10）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南昌起义 （11）时，该团已发展成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卢德铭（12）等同志所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这支队伍后来归毛主席领导，参加了秋收起义（13），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前，陈独秀（14）的机会主义领导不要军队，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中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们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员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夏斗寅叛变（15），主要是靠他们解决的。当时这支武装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原因有三：一、军队中有党的组织；二、有政治训练；三、有湖南、江西两省广大的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以后的工农红军之所以有力量，原因也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军事上取得很大的胜利。叶挺同志的六个团和贺龙（16）同志的七个团，就是我们起义军的主要力量。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分散出去争取群众，武装群众。虽然有很多枪，却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南昌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南昌附近组织发动，没有在江西、湖南、湖北就地深入农村去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却忙着南下打广东，争海口，进行大规模正规战。当时正是伏天，行军掉队多，起义军中的士兵又多是湖南人，不愿去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了几千。这一教训是：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广州起义（17）以后的东江红军（18），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为了使南昌起义所保存下来的这支革命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以等待新的时机到来，我们曾把队伍带到上犹、崇义山区。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加紧训练，并开始打土豪。在这同时，我们同毛主席所率领的伍中豪（19）同志带的一个营会合。还利用我与范石生（20）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这样，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
　　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我们又吸收了在广州起义中撤退下来的几十名干部。于是，我们把队伍由韶关拖出来，先打仁化，不久即转入湘南宜章，举行了湘南起义（21）。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党的军委当时也曾选派干部到黄埔军校（22）学习，好些人后来成了红军的骨干。但这些同志，当时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把军队在群众中扎根，不知道到处“下蛋”，壮大自己力量。结果，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英勇，却容易打光。
　　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十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从这时以后，我们这支队伍才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旧的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23）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24）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原来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当它开到南昌前，起义军已经南下。后来，这支部队就参加了秋收起义，由毛主席率领，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25），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应该指出，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在建军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比如，经济民主、官兵薪饷平等制度，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起了很大革命作用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26），也是在井冈山上就规定了的。而且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此外，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27）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28）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
　　在井冈山时，战斗很多，都打得很漂亮。敌人有十几万，打了一年多，还不能打败我们。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当时红四军中的井冈山部队三十一团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点很强，也会做群众工作。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八团战斗力强，但群众观点差些。以后两个团的作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统一起来，大家都会打仗，都会做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基础加强了，所以常常打胜仗，成为红四军以后的优良传统。
　　正在井冈山打了许多胜仗的时候，湖南省委却派代表来，要指挥我们去打郴州。当时本来不应分兵冒进，但省委下命令一定要打，只好去打。结果郴州虽然打开了，但因为方向搞错了，最后还是遭到很大损失。红四军二十九团大部打散了，二十八团也跑了一个营，后来虽然拉了回来，但王尔琢（29）同志因此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说明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瞎指挥的坏事情，不是后来才有，当时就有了。
　　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定向赣南发展，到东固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下山时，红四军有四千八百人，到了东固，还有四千人。这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部队稍事休整，即向福建行动。三月中旬，长岭寨一战取胜，占领汀州，打死敌旅长郭凤鸣。这就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红四军又有了新发展，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各项政策与制度，也初具规模。
　　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象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30）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后，部队向闽中进军，后来折回来打上杭。那时队伍已发展到四个纵队。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入东江打蒋光鼐（31）、蔡廷锴（32），打梅县，配合张发奎（33）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但错误不很久就纠正了。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
　　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在立三路线（34）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一九三○年六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35）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十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一万人左右，这时约有一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36）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37）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38），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39）。但长沙打了三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十月间，吉安果然打下。部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红一军团约有三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40）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一仗，张辉瓒（41）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42）师，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43）、毛炳文（44）、朱绍良（45）等部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红军休整了四、五个月，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46）。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47）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48）、王金钰（49），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十五天时间，横扫敌人八百里，五战五胜，打垮敌人十六个师，俘获敌人和缴获枪弹的数目很大。
　　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50）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直趋苏区的兴国、雩都，形势是极为紧张的。我们撤退，迅速转入兴国根据地，并在进攻的三路敌人中间，在良村歼灭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在黄陂歼灭了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二十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岭、张家背消灭敌五十二师韩德勤全部及敌第九师蒋鼎文的大部，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
“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51）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盲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象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五次反“围剿”（52），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53），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54），在毛主席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红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抗战以来，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新四军黄克诚（55）部，这些都是红一军团的底子，都有了较大发展。但在抗战中，对过去作战的经验教训，有的同志仍未很好接受，在思想上仍有争论。洛川会议（56），毛主席主张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游击战争为主，积极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力量。但有些地方并未很好执行，仍想多打大仗，不知道我们主要的是进行游击战争，应当放手分散去争取群众，发展力量。仗，是必要打时才打的，不必要的仗，一定不打。别的不说，我们处在农村，身上子弹没有几颗，有什么必要打大仗，打大仗又能打几回呢？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都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这才使部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红一军团干部，有良好的传统：英勇善战，善于管理部队，又会做群众工作。但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身上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切不可自高自大。比如说，你们的同志中有的以为自己是正统，是模范，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总是硬搬硬套，到处和人家搞不好，结果到处碰壁。大家要知道，到别的地方工作，要尊重人家，然后才能使自己提高，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红一军团同志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自己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最后，还要讲一个山头主义问题。我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客观上是个山头，但主观上不可有山头主义。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象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